《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简称“规划纲要”）明确了长三角“一极三区一高地”的战略定位，即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这对包括江苏在内的长三角地区来说，既是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政治责任。南京作为江苏省会城市，在长三角地区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区位上既可以向东呼应上海这个长三角一体化的龙头，也可以向西辐射带动西长三角地区。同时，南京是我国东部地区的重要中心城市和长三角地区的唯一特大城市，在区域联动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战略地位。为此，把南京打造成长三角的西部增长极，对实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推进显得尤为重要。

长三角空间布局的态势与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

2016年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首次提出“一核五圈”规划，其中“一核”指上海，“五圈”包括南京、苏锡常、杭州、宁波和合肥都市圈。2017年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明确上海都市圈包括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宁波、南通、常州、绍兴、嘉兴、湖州、舟山11个城市，涵盖杭州、宁波、苏锡常都市圈，这三个都市圈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成为上海都市圈的腹地，尤其是2008年以来其同城效应更为明显。而南京、合肥都市圈与上海都市圈之间缺乏同步性，表现出第二阵营的特征。合肥自身经济能量由弱变强，但仍无法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南京在2009—2018年自身经济发展加速，并逐步带动都市圈内淮安、马鞍山等城市的发展，呈现出强大的经济活力。因此，把南京打造成长三角西部增长极，对推进长三角西部地区的迅速崛起具有重要意义。

南京处于苏皖交界处，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从东部发展走向东中西全面发展的关键节点，也是中国沿海开放走向全面开放的重要节点。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的空间布局经历了“不平衡发展”到“协调发展”的转变。早期为了迅速摆脱低收入陷阱，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拉大。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协调发展逐渐成为了我国发展的重要任务，截至2018年，东中西部人均GDP之比已缩小为1.85∶1.11∶1。随着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我国逐渐从东部一字型发展转变为以东部沿海与长江经济带为主体的T型发展，乃至未来以长江、黄河经济带双轴支撑的Π型发展。南京作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将其作为增长极来打造是新时代区域全面发展的重要抓手。

南京以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高标准打造长三角西部增长极，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顺应了我国全面发展与全面开放的大格局，符合中国从沿海一字型走向通过T型和Π型实现长江经济带大纵深全面发展的发展战略。可以说，将南京打造成为长三角西部重要增长极，应是“江苏作为”的重要选择。

建设北沿江长三角经济新通道

将南京打造成长三角西部增长极，使上海的经济能量能够更好地通过南京传导至长三角西部地区，除利用已有的长江以南沪宁通道外，长江以北的北沿江大通道也愈发重要。省委书记娄勤俭提出，就江苏而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热点在苏南、重点在跨江、难点在苏北。而跨江通道中又属能够直接联通南京、上海与苏北的通道最为重要，北沿江通道有助于实现“三点并进”、区域联动的目标。

建设北沿江长三角经济大通道，时机相对成熟，具有一定现实基础。一方面，苏中、苏北所在地区拥有上海至西安的G40高速与规划建设上海至成都的北沿江高铁，这都是我国承东起西的重要通道。另一方面，苏中南通、扬州、泰州三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且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呈现一定的相关性。苏中三市进一步融入上海、南京都市圈，在长三角一体化中发挥积极作用。研究表明，2002—2017年省内北沿江通道的空间溢出系数甚至略高于南沿江通道，说明苏中城市与上海、南京之间已经拥有较强的经济联系，具备将中心城市经济能量向北传导的条件。

建设北沿江长三角经济大通道，有利于上海和南京的经济能量越过长江辐射苏北，实现苏北振兴的目标。江苏省定60万贫困人口，其中98%左右位于苏北地区。虽然目前苏北仍不是长三角核心组成部分，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在实际上也将惠及苏北地区发展。当前，盐城和淮安受上海、南京等长三角中心城市的积极影响逐步扩大，成为一体化的直接受益者。连云港、宿迁与周边地区的经济互动愈发频繁。徐州虽远离长三角中心，但自身即为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经济实力也在不断提高。此外，愈加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使得苏北各市与长江以南地区的经济联系愈加紧密，有利于提升苏北各市的经济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