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红(1979—)，女，重庆奉节人，中小学一级教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2018年末西部农村贫困人口916万人，较2012年末减少4170万人，下降幅度为82.0%；2012年末西部贫困发生率为17.6%，2018年末下降到3.2%，累计下降14.4个百分点。曾经贫困人口量大、面广、程度深的西部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1]2020年，我国实现同步小康，西部贫困人口“脱贫摘帽”指日可待，201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贫困户脱贫摘帽的主要标准是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且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农村贫困户“脱贫摘帽”是脱贫攻坚过程中的阶段性胜利，扶贫的终极目标在于让贫困户实现可持续的生计发展，在“脱贫摘帽”的基础上，决胜全面小康社会。

一、研究背景与理论依据

一般研究认为贫困主要是指经济层面上的贫困,认为贫困是收入不能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这类有关贫困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消费能力不足”。后来, 人们对贫困的考察由消费领域逐步拓展到生产领域,认为消费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在于物质再生产的条件不足,简单再生产难以维持。以美国学者戴维·兰德斯为代表，其曾在《国富国穷》中指出，人们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要素短缺[2]。美国学者奥斯卡·刘易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解释贫困现象，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中认为，贫困的实质不是收入低下，而是能力的缺乏。

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的研究源于20世纪80、90年代Sen、Chambers 等着力解决贫困问题的相关研究，可持续生计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人们如何生存与维持生计。综合不同的数据和研究视觉是地理学派具有的重要特征之一，地理学派的学者吸收了传统意义上的收入贫困，重点强调了人们缺乏选择和完成基本的生计活动发展能力的贫困。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2000年建立了代表性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3]，美国援外合作组织(CARE) 提出农户生计安全框架，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的可持续生计途径[4]。

二、基于SLA框架的西部贫困户“脱贫摘帽”后的生计困境分析

(一)困境因素分析

英国国际发展署2000年建立的SLA(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框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应用，成为研究贫困户生计的经典范式。SLA框架认为：贫困农户在脆弱性的背景中生存或谋生，他们已经拥有一定的生计资本( 人力、自然、金融、物质和社会资本)，这种分析框架重视政策、机构、过程等环境的影响，直接影响着农户的生计策略和配置与使用资产的方式[5]。获得成果的多少要通过社会、机构和组织环境来决定(见图1)。

图1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示意图

基于DFID建立的可持续框架，考虑到“生计输出、脆弱性降低、收入增加”等为可持续方案实施的最终结果，因此在对贫困户脱贫摘帽后面临的困境和未来实施的对策分析上，没有将其纳入可持续生计的困境和对策讨论的重点范围，只将其作为未来实现的结果。考虑到DFID建立的可持续框架组成中的“政策、机构和过程”，针对包括了不同层次的政府，各种政治机构和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金融机构、法律机构和企业等；包括了各种决策过程、社会风俗、性别、制度、语言等方面的内容，文章把“政策、机构和过程”抽象为政策因素。基于以上考虑，本论文提出了影响贫困户生计的背景要素系统、生计要素系统、政策要素系统、策略要素系统四个要素系统，根据此要素系统进行分析，提出西部地区贫困户脱贫摘帽后面临的困境，提出了发展的策略，形成了如下的分析范式：

图2贫困户生计的四要素系统分析

(二)困境状况分析

在生计四要素系统的框架上，本文从背景要素、生计要素、政策要素和策略要素系统分析了西部贫困户脱贫摘帽后面临的困境。

1. 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抵抗自然灾害和疾病能力脆弱

西部针对贫困地区的相应的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中国西部农村依然处在一种家庭保障、土地保障及国家救济的层次上，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体系[6]。西部贫困人口集中的地区，绝大多数位于生态环境恶劣的地区，这些地区干旱、洪灾、高寒、泥石流、地震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在青藏高原和秦巴山脉等地区，常年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的村落占40%至50%[7]。恶劣的自然环境，一方面会导致进行生产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增加，社会劳动效率下降；另一方面，恶劣的自然环境增加了疾病的风险，疾病和死亡，势必降低贫困户的产出[8]。如在西部藏区地方性的疾病一直困扰着当地贫困人口。在自然灾害和地方疾病的双重压力下，地区的贫困人口在脱贫摘帽之后依然呈现出生计不稳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