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观察汇集在民俗文化的旗帜下，从民间艺术形式、民间生活场景和民间社会三个层面进行。民俗学家钟敬文给民俗的定义和功用是：“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1]文学扎根于现实生活的泥土，与民间民俗文化密不可分，从民俗文化中汲取养分。李白的《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踏歌”就是民俗文化中一种唱歌形式，一边唱歌，一边用脚踏地打拍子，可以边走边唱。李白形象地运用了“踏歌”这种民俗风情，使这首留别诗成为千古绝唱。鲁迅的小说《社戏》形象地表现了乡土中国民俗文化对少年的精神浸染。我们讨论文学创作中的民间民俗文化的发展，就是讨论古往今来人们在想什么、做什么、怎样想、怎样做的问题。从中国的艺术史来看，《清明上河图》是描绘风俗民情的集大成者。一部《红楼梦》，便是一部“中国风俗大全”。

乡村是不流动的社会。最早的村落是什么样子呢？“山无径迹，泽无桥梁，不相往来，舟车不通。何者？其民犹赤子也”[2]。在农耕社会，风俗是一种心灵感应。乡村遵照风俗行事，人们相信风俗有“神秘的力量”，对日常生活是一种暗示。我们看不到古人的真实生活情境，但我们可以通过礼俗了解古人的生活状态。礼俗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符号，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和仪式，流传至今，影响我们的生活。

西部五省地处边缘，指中国西北的“游牧文明覆盖圈”。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风民俗千姿百态、五彩缤纷。比如在新疆，我们感受到的是歌声里的民族风情，一首《在那遥远的地方》表现出哈萨克族“姑娘追”的恋爱的动人情景。哈萨克是个歌唱的民族，当你降生时，用歌声打开世界的门户；当你离世时，是歌声伴你进入坟墓。在“十二木卡姆”组曲的演奏中，在阿肯弹唱中，在约隆歌的旋律中，在林林总总的口头文类中，社区的年轻人，开始学习做人的道理——从伦理道德到举止言行的规范等，开始形成关于族群起源、重大历史事件和杰出历史人物等的记忆，开始掌握生产生活知识，等等。如果没有这些口头文类的“知识传递”，我们很难想象沿丝绸之路的诸多民族如何从历史走到今天，如何保有和发展他们独具特色和魅力的文化。

在西部小说作家群中，王蒙与红柯的文学创作颇有代表意义，他们的创作现象值得深入研究，因为他们二人都不是新疆的本土作家，却将新疆的风土人情、新疆故事叙述得风生水起。王蒙以“在场者”的笔法，以新疆生活为题材创作了大量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风格与浓厚的民族色彩，具有民俗学、历史学与人文地理学价值，得力于他作品中关于各兄弟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的婚姻伦理、民间信仰、礼节礼仪等民族文化的详细记载”[3]。为此，学者夏冠洲把王蒙的小说称作“新疆的民俗文化小说”。红柯的主要作品有小说集《美丽奴羊》《黄金草原》《跃马天山》《太阳发芽》，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大河》《老虎！老虎！》《乌尔禾》和散文集《手指间的大河》等。红柯是土生土长的关中子弟，他却把自己的肉体与灵魂安顿在新疆伊犁小城奎屯，十年在新疆的生活体验与新疆题材的文学浸润，红柯的精神气质已完全属于新疆的民俗文化了。他说：“新疆是一个能改变你世界观的地方。”

宁夏的回族作家队伍不算庞大，我想重点爬梳七位知名回族作家的创作特点，他们是马知遥、查舜、马宇帧、石舒清、了一容、李进祥和马金莲。

马知遥的长篇小说《亚瑟爷和他的家族》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小说选取清同治年间，左宗棠率兵扑灭了西北回族起义这个大历史背景，叙述了回回民族隐忍、凝聚的民族性格。十多年过去了，这部书在全国回民生活聚集地拥有广泛的读者，有些地方的回民长者把《古兰经》《心灵史》和《亚瑟爷和他的家族》放在同一个高度，敦促后代去阅读，可见这部小说走进读者的心里了。查舜的《穆斯林的儿女们》大胆突破了文学小心翼翼涉及宗教生活的禁区，对当代穆斯林们在我国西北高原上艰苦奋斗和风云变幻的政治形势下的独特遭遇做了成功的描述。白崇人评价说：“作者在小说中按照生活本来面目细致地描写了伊斯兰教仪式和回族人民的正常的宗教生活，穿插交待了有关伊斯兰的历史和部分教义，创作了一种充满回族和伊斯兰教格调的文化氛围，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和人际关系置于具有鲜明回族特点的社会环境和民俗环境中。作者是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文化积淀，作为一种民族性来表现的。”马宇帧的小说创作充满着现代气息，以另类的面貌出现。他把批判的思想触角伸向转型期都市青年精神生活困顿、精神状态疲惫、精神世界惆怅的视镜，忧患意识深重。他的小说集《季节深处》荣获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