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后，统一的审美规范只能潜在地起作用，当代文学不得不以个性化的探寻为突破的动力。进入21世纪，作家们在寻求个性化创作方面剑走偏锋，更注重经验的异质性，开掘出属于自己的区域。尽管现在看上去文坛呈现为松散的结构，既没有中心，也没有方向，但却有个人异质性的经验在实实在在地发掘，在本土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一方面，我们确实可以说再大的动作动静，也不可能唤起小说革命之类的景象，也就是说，小说艺术革命已经终结；另一方面，我们却不能对个体性的艺术创新保持麻木不仁的态度。革命无法进行是一个现实，小说有新的经验产生出来是一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到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张炜、王安忆、刘震云、阿来……这些作家都已经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他们是以小说的艺术化的方式开掘自我突破的路径，或者说以小说艺术带动异质性经验，其结果还是落在小说艺术上。由此是形成了一种更具综合性的艺术方法，内里融合了中国传统、民间资源以及西方现代主义。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另有一些作家，尤其是生长于西部的作家，以其历史、文化、地理之独异传统及个人记忆，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与主流文学十分不同的经验与美学风格。80年代活跃的当然有一大批，小说与诗歌都以不同的气象给新时期文学打开了一片雄浑开阔的天地，不管怎么说，那时的西部在主流的意识形态的规范下，其主导意识和表现风格与当代主流文学更具有同一性。90年代以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更年轻一辈的西部作家表现出更为独特的个人风格。他们多数人一直试图以极为异质性经验来带动小说艺术，开掘出另一片独异的文学世界。这种突破的路径显得更为困难却更为大胆。例如，西部比较突出的小说家，叶舟、雪漠、徐兆寿、李学辉……等等，他不只是书写西部大地的风土民情，而且试图探寻西部在现代进程中的困难和命运。在这样一个群体中，雪漠的创作尤其显得引人注目，其独异性可能尤为典型。正如陈思和先生在论述雪漠时所说，重要的在于要看到西部文学的民族的精气，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几乎忘记了“民族自身的一种精气”。他认为雪漠的作品里有一种民族精气，“这才是西部的一个概念”a。雪漠的作品一方面追寻西部的精气，他沿着此路走，甚至走得更远去寻求神奇的和具有灵知的生命体验——或许他相信那里面隐含着西部的“精气”。他的某些作品呈现的经验令人惊异——既是西部的异域经验，实则也是中国文学的异质性经验，他也试图从这里去开掘出属于自己的文学道路。

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展开得如火如荼的时代，关注西部文学的异质性经验，并非把西部另类化，而是有胆略面对西部的真实现实。文学的西部无疑显示出更加饱满的情状，西部作家以不同的方式在书写西部的真实，这也是我们今天在“一带一路”格局中认识西部之复杂性的形象依据。在新的、更急迫的现代化进程中，去理解西部的历史文化，理解西部的风土民情；并不是把西部文学作为另类或他者来看待，而是看成对汉语主流文学写作有推动甚至另辟蹊径的异质性经验。

这样我们就不能对西部那些充满异质性经验的创作现象无动于衷，而是要进行积极的阐释，甚至不惜过度阐释。这与其说是在探询方向，不如说在开辟中国文学的多样性，这无疑是极其必要的。某些作品着力于开掘异域生活经验，甚至相当另类的神秘体验，可能尤其需要重视。理由无他，中国文学太缺乏异质性经验，也缺乏那些极限的经验。雪漠写作多年，他介入文学的方式开始还是着力发掘和打磨西部艰难困苦的粗砺生活，异域的风土民情；随着他的写作的笔力更加坚硬，他向灵知经验和宗教经验方面拓展b。他的那些困苦极端的西部生活，几乎呈现出一个前现代的荒蛮的西部；而要更着力去开掘那些灵异现象和宗教经验，则是有意在“逆现代性”而行（说“后现代”太大，“逆现代性”只是个体的朴素的自然的作为）。通过他独自领会的“灵知经验”，他能在小说中重构时空，更加自由地把不同的事物，不同的人物，把因果、必然、意外、神奇、怪诞组合在一起，时空的穿越和折叠，对命运的先验感悟，他的小说有意区隔了现代性的理性经验。也因为此，雪漠的写作显出他自己的异质性路径，他也是当今中国少数有切实的宗教体验的作家，他显然在这条路上行走了很久，而且领略到了他自己的方向。雪漠的写作表征了当今中国文学寻求突破的最为异质性的和极端化的形式，他的创作意义也需要放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转型变异的过程中去理解，才能看出它的独特性和必然性所在。实际上，在这里也是试图通过读解雪漠的作品，看到当代中国文学向前拓路的困难所在，看到其突围的多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