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师范大学校长刘仲奎曾尝试邀请国内某顶尖名校博士毕业生到自己学校工作，得到的回答是“刘老师，我们选择工作岗位时，西安以西是不考虑的”。听到这话，刘仲奎“半天说不出话来”。

　　西部地区引进高层次人才难、留人也难，近年来一直是全国两会聚焦的热点话题。前不久本报曾经报道过国内高校人才流动新趋势：近年来，随着国内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全面推进，较之此前的“孔雀东南飞”现象，西北地区一些普通高校出现了骨干师资“西南飞”的现象。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天水市原政协副主席马百龄也有同样的体会：自己身边的家长都愿意送孩子去外边上学，尤其从名校毕业的大学生或者普通学校的研究生，至少一半都选择去了东南或者西南地区，在不少家长都认为东部地区更开放，不仅收入较高，更能锻炼人。

　　“西部大学生跑出去一火车，回来一卡车”的现象并不少见。去年3月，时任兰州理工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部长的赵旭东曾向媒体透露：据不完全统计，甘肃省内49所高校在2012年至2017年流失人才2600人，约为引进人才数的三分之一，大部分流向北上广深以及东部省区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且大多是在西部地区培养成长起来的高层次人才，而引进的却大多是需要重新培养的青年人才。

　　“这几年可以说基本上都是这样，总是有流动。”刘仲奎了解到，西北地区某高校一年要净流出10余位教授、博士等高层次人才。而另一方面，从平均水平来看，西北地区高校引进的人才数量、质量和东部高校相比又都有较大差距，“有些西北地区引进的人才是因为在东部、中部高校求职碰壁，才来到西北地区，等自己有所发展又会找机会走掉”。

　　刘仲奎认为，“人才流动是正常、合理的，这并不可怕，但若仅仅是单向流动，而且还是比较严重的净流出的话，那就有问题了”。

　　以马百龄所在的甘肃天水市为例，现在要推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但一部分人才都流失掉了，仍然留在当地的劳动力中，相当一部分人年龄大且观念较为传统。“没有人才，地区靠什么发展？”

　　随着乡村振兴计划的展开，马百龄告诉记者，在甘肃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农产品深加工，文化旅游，节能环保，绿色生态产业等，资源广、后劲大。马百龄对一位返乡创业、带火当地土特产销售的年轻人印象深刻，“如果西部地区要发展，第一个就是要做好人才队伍建设”。

　　为何西部地区人才流失严重？究其原因，刘仲奎认为，这一方面与东部高校财力、实力更为雄厚有关，“比如广东等省份很重视高层次人才的储备，会给予人才引进较大的投入和支撑，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很大。而西北地区很大精力、财力需要投入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会产生‘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象”；另外，相较于其他地区，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生活环境等更缺乏吸引力。

　　“发达地区能提供人才住房、提升个人的待遇、保障子女的求学，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个人待遇后勤保障和人才福利政策很难竞争过东部发达地区。”马百龄分析。

　　“如今，不少高校挖人才，本质都是‘挖帽子'。”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健直言，不少“帽子”本应是一种学术荣誉，如今却染上了很强的功利色彩。在他看来，人才流动本是正常的现象，但如今高校人才争夺中夹杂着一些无序竞争，“一些高校用经济利益刺激，让一些学者不再潜心于科研，也助长一些科研浮躁现象。总体来看，人才多是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方流动，造成欠发达地区大学的人才流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出，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支持特殊类型地区加快发展，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支持欠发达地区的机制，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人才向西部和艰苦边远地区流动。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景虹看来，西部的人才流失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人才需求是一个大矛盾。要解决这一问题，他认为应 “外”求政策支持，“内”要激发自身活力，比如将西部人才建设、科教事业提升到“一带一路”和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的核心地位，抓紧制定和颁布重点支持政策，以重大项目、重点学科发展基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平台引导人才向西部流动。通过宏观调控机制，增加政府对西部人才流动的特殊管理办法，形成规范合理的秩序，出台倾向性政策，设立中西部人才专项基金，弥补中西部高校的劣势和不足。